哲人有云：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状态，看她的图书馆就清楚了。藏书证明过去，而馆员则表明现代。笔者一直同意，并作为研究文化的入手重点。上月有机会去别人称作商业中心的上海，笔者偏想去访书，于是就体验到一连串的意外。
在一间老房子放下行李，笔者步出门想向新图书馆走去。僻静的大街斜对面，竟然是一家旧书店的招牌。走进去随便翻看，突然一部线装《中华历史地理大词典》亮在眼前，笔者的心猛然地跳动起来。拿过书来打开，果然是章?编辑的，由宋教仁作序的，由中华图书馆于1912年出版的书。笔者从知道书名至今，思念已是十几年了，因为此书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有丰富独特的内涵，而从来没有能够借阅。现在居然手到擒来，仿佛从天而降。笔者按纳住激动，瞟了一眼价目，是150元12册。还好，不是北京那些吃书商人不懂书，偏会开天价，笔者就同卖书人砍起价来，那位小姐回答道：“先生，我看您是爽快人，130元您就拿走吧。”笔者珍重地将书抱在怀里，走回老房子放下书，心里想这次来沪已不虚此行了。
然后再去上海图书馆，刚进大厅，值班的小姐就说道：“先生，今天是休息日，不能借书。”笔者连忙说：“我是北京来看书的，能否让我先查一查目录呢？”她就叫来警卫，让笔者进目录室抄写。这次笔者是有备而来的，在北京就将十几年来没有看到的清末著作20余部抄好，准备在上图泡上好几天看书的。因为这是老皇历的经验，十几年前笔者几次来上图看书，居然连目录都不给看，而且服务很差，有一次笔者实在恼火，还跑到老馆长顾廷龙先生处告状，这次如何呢？从一开头就无需介绍信，就破例让我进入查目，已经是国际大图书馆的风度了。第二天按时再去，到近代图书室还没有说话，馆员就递过来填写单，对笔者说：“看书请填单，一次可以看5部书，”笔者又连忙说：“我从北京来看书，时间紧，能否一次多看点？”馆员想了一下，就回答道：“那您就全填上去吧，”等笔者填完想看的书目后，头一批要看的5部书已经从里面递了出来。馆员又交代笔者如何看书夹复印条、和还书注意等，笔者才抱着书进阅览室翻查。清末出版的书千奇百怪，内容也丰富，笔者边看边夹条，流水般交给馆员去复印。两个小时多一点，笔者将最后要复印的书送过去，馆员立即复印结帐，清单一览就等笔者付款了，她们还轻松地向我打听看书收获和北京看书现况，笔者如实报告这次意外的感受，并且比较北京图书馆。因为北图藏书量确实中国第一，但近代上海图书则颇具优势，所以其传统文化孕含就明显不同；但是如果看现代馆员操作，那么北图仅是学习到上图的开放收钱搞活，而馆员的敬业专业素质则一落千丈，变成农村商店售货员似的。
事实为证，因为离中午休息还有5分钟，笔者偏偏想办完来上图的任务，于是跑上楼到古文献部。那位馆员恐怕是刚准备休息，笔者拦住询问道：“友人相托，想看明末的1631年翻译出版一部书。中文名《名理探》，当年注释说在徐家汇藏书楼有一部原文版，友人想看原文版，是否在贵馆？“那位馆员一时不知怎么解决，带笔者连问几人，都不得要领，最后找来一位古文献室负责人，才获得明确答复，并给笔者留下通讯名录，保证见信3天内有准确回音；只要书在馆内，保证能够看书。这就够了，这才是现代图书文化事业所应该有的杰出的工作精神，读者的困难，就是馆员的职责所在。她们无需墙上的口号，无需上级监督，从内心就自发做现代文化的导引人，这才是民族文化的光荣标志！如果说想同世界接轨，那就从上图服务开始吧。
至于商业性质的买卖书籍，笔者到福州路是看不到旧景了，但还是钻到文庙遇上了。那儿的上海人摆出可怜的几本破书，供无聊的闲人翻拣，讨价还价，混口饭吃而已，实在缺乏现代文化气息。笔者在一辆三轮破车上看到一部30年代日本人翻译的《中国科学思想史》，卖主回答问价道：“两本6元，你要一本就得5元。”只好这样了，笔者夹着这本洋书踏上归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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